接续之前的推送（演讲：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历史学家哈贝马斯在论证基督死而复活的历史证据之后，与现场的观众进行了对答。进一步探讨这些史料的可信度以及证据与信仰之间的关系。
盼望这些讨论带给你有益的思考！(原视频网址)

问题一

听起来你的论证是这样：有十五天的时间，这些独立的目击证人们聚在一起交谈，他们的故事也具有一致性。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们宣称他们看到的东西具有真实性。
但最近来自哲学家埃里克·奥尔森（Eric Olson）的技术结果表明，如果见证人的可信度值得质疑，那么独立证词的一致性并不一定有助于获得真相（truth-conducive）。而这些证人们，比如雅各、保罗、彼得，看起来他们的可信度值得怀疑。（哈贝马斯：“为什么？”）因为保罗是一个谋杀犯。因此，我的问题是，你是否有来自一世纪的证据能证明彼得、雅各、约翰是可靠的？这样一来，我们才能认为他们个人证词的一致性有助于获得真相。
我们怎么知道证人本身是可靠的呢？首先，让我再对你的反对意见做些补充。现在已有不少有关目击者报告和记忆的心理学研究。我刚刚提到的剑桥大学教授理查德·巴克曼（Richard Bauckham），在《耶稣和目击者》一书中，他花了一章的篇幅讨论了目击者的可信度，并探讨了在古代世界目击者是否可作为事件的可靠依据。他回顾了这些心理学研究，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回答

我想，其中一种回应是这样。像巴特·叶尔曼（Bart D. Ehrman）这样的人，假如他现在在这儿，他可能会说：“听着，我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不是要为基督教争论。”（巴特的书就是这样开篇）他可能会接着说：“我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不会试图为此争论。但是我会说，之所以我们应该使用来自保罗的资料（那六七卷书），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出现在了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并且他认识其他人（见证人）。”

巴特在书中用半章的篇幅探讨了加拉太书第一章中保罗的会面。他写道：“难以置信的是，保罗和彼得相处了15天。”他接着说：“我也想和彼得相处15天，那再好不过了！还有什么比这更接近目击者的机会？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证词。“所以我认为巴特会说：”这些人出现在了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保罗本人是个学者，而且他亲自前去查看。”

所以，我会这么回应你的问题：这并非充分的证据。但如果有人提出疑问：“你们其中一个是谋杀犯，另一个人…… ” 那么这样说的人应该想出一个替代方案，以给出更好的解释，就像你在法庭上、或在历史课和哲学课上所作的那样，你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解释。

但是我会说，替代方案并不是非常好。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问问，像是E.P.桑德斯（E. P. Sander）和巴特·叶尔曼（Bart D. Ehrman）这样的怀疑论者们，为什么他们的观点会转变？为什么他们的观点从“不，你不能使用那种糟糕的证据”转变为“哇，关于复活的证据看起来非常不错。”为什么那些并不相信这些的人观点会向这边移动？

这些数据在某种程度上说服了他们。这些数据并非无懈可击。没有数据是无懈可击的，都具有概率性和不可靠性。但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顺便说一下空坟墓，我之前提到，70年代时我还在研究生院，当时除了福音派没人相信空坟墓。

在现在的文献里，至少可以总结出23个论据证明坟墓是空的。现在，你有早期目击者所给出证词，也有空坟墓，数据必须能够回应所有这些。因此我想说，这一数据出现在最好的地点、最好的时间，同时数据具有权威性（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学者）。那么还会有什么数据会比这个更好呢？

问：所以你现在用的是最佳解释论证？

是的，溯因推理（abduction）。

问：但是我的问题是，你是否有来自一世纪的证据能说明这些目击者是可靠的。在我看来，我们现有的证据说明他们并不可靠。

比如？

问：比如保罗是个谋杀犯？

为什么某人是个杀人犯，就意味着他不能做证人?

问：因为我们需要保证他们证词的可靠性。

好。那么如果借用你的例子，比尔是个杀人犯，他怎么就不能在法庭上作证呢

问：至少这增加了疑问，他们的品格是否足以使我们相信他们的证词。

所以你是说这表明他的品性是坏的。

问：确实值得怀疑，所以当我需要一些东西……

但是正如我所说的，怀疑论者们认可保罗一定有他们的原因，因为他符合标准：那六卷保罗所写的书信；他曾在迦玛列门下学习；他能思维清晰组织哲学论证。并且他因此而改变了。所以你需要问问他，为什么他从一个杀人犯变成了一个有道德和遵守律法的宗教教师，究竟发生了什么？保罗可能会说：”是耶稣的复活让我转变。”你必须有一些理由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凭他所认识的人，他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他的学术资质，他论证的性质，解释了为什么保罗是怀疑论者的宠儿，这些因素可能就是为何他们愿意使用他的资料的原因，他们认为他经得起这些考验。

问：好的。你认为这使他的证词具有可靠性？

是的，还有其他的因素，包括他的归信。他可能会说：“我曾经做过那样可怕的事，但是我现在不再是那样，我现在站在另一边，而这就是原因。”所以，他甚至会同意你所说的话，承认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他在那六七卷书中提到很多次。所以我认为，他可以回答这些问题。还有，如果能这么轻易就处理这一问题，如果那么容易就可以说这些证人不可信，那现今的学术圈就不会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巴特·叶尔曼花了半个章节的篇幅写保罗和彼得的会面，并说他希望自己也在场，因为这样就可以听到早期的证据，明白发生了什么。此外，我们也有很多其他证据使我们回溯到十字架。

问：巴特·叶尔曼是当代的学者吗？

是的。他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杰出教授，是倾向于无神论的不可知论者，一位新约圣经学者，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他曾经是基督徒，但他离开了信仰。他公开地说：”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并不想给你一个论据。我只是告诉你，他们（基督徒）有很好的论据。但我不是基督徒。”他非常有名，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0多本他的书。曾经怀疑论者的领军人物是约翰·多米尼克·克洛桑（John Dominic Crossan），而巴特·叶尔曼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怀疑论者。

问题二

在这个问题上，我听到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是，保罗曾经的人生经历并不能抵消证据的效力，因为如果你试图编造故事，你就不会把这样的经历加进去。至于第二个论点，我不知道这是否确有历史证据，但我听到过这种论点：早期信徒们殉道实际上是为了这一见证而付上生命。或许你可以对此加以评论。

我评论一下第二个有关殉道者的论证。殉道并不能证明一个信息，殉道证明了见证人相信他们的信息。这就是殉道的全部作用。让我们想想其他的例子。你可以是一个持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为宣传共产主义而死，许多人在俄国革命后就是这样做的。佛教徒们自焚以抗议越南战争，你不能否认，他们对战争感到非常震惊，认为人们不应自相残杀，因而他们为道德原则而死。当最早的门徒为他们的信息而死时，这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信息。

但你说得没错，他们将自己置于这样一个境地说：“对于我而言，证据已经足够。”如果你问，我们有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的殉道，我不会说所有早期使徒都作为殉道者而死，因为有些历史证据出现时间很晚。之前有一件事我没有讲到，就是当保罗在约公元48年回到耶路撒冷时，雅各、彼得和约翰也在耶路撒冷。早期教会中最有影响力的四个基督徒当时都在场，你选不出其他更有影响力的人了。而我们有一世纪的资料证明保罗、雅各、彼得都殉道了。基督徒常说约翰也殉道了，我们有二世纪的资料证明约翰的殉道。因此，四个重要使徒之中，我们有资料证明其中三个殉道。这只能证明他们确实相信这一信息。所以你需要问问他们的依据是什么。 我想就这一点发表评论，因为我并不觉得你用来削弱这一信息作的类比很有说服力，原因如下…… 什么类比？ 就是共产主义者和佛教僧侣的类比，他们死了，是因为那是他们所委身的信仰体系。而早期基督徒的殉道是因为对耶稣复活这一事件的观察，是对一个事件的体验。为个人见证的事件而死和为信仰体系而死是不同的。 我认为你是对的。事实上，我经常说，这其中的区别是，佛教僧侣和共产主义者是为哲学或道德信念而死的。人确实会这样做。事实上，人们最愿意献上生命的两个领域是政治和宗教。佛教僧侣和共产主义者是在哲学理念的范畴，而殉道者则是为一个事件而死。今天，当一个穆斯林宣教士为他们的信仰而死时，他们是为他们所认为的穆罕默德的见证而死。或当一个基督教宣教士为他们的信仰而死时，他们是为他们所认为的彼得或保罗的见证而死。而保罗、彼得、雅各、约翰，只有这四个人知道他们的见证究竟是真是假。这是不是你的观点？（“是的。”） 是的，我认为，他们是为他们对历史事件的信念而死的。

问题三

回到那个关于谋杀犯的问题。有许多种不同的杀人，在法庭上，如果一个人谋杀、抢了银行之类的，他可能不会被认为是可信的。但是保罗对于最初基督徒的杀害是基于当时的原则，这和说我们不能相信一个在战争中杀戮的人是不同的。在法庭中，证人和专家证人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是说这些人是专家证人，他们只是普通证人，告诉你他们看见了什么。没有理由去否认这些，除非说这些人有利益相关或者是有精神问题，才能够予以否认他们的证言。但显然并不是这样。

这一点说的很好。的确如此，保罗是按照当时掌权人士的指令行事的。也就是说，他“谋杀”的对象是那些本该被扔到电椅上去的人，这是当权者的指令。那时的基督徒就在一个这样的位置上，而他被当权者派遣肃清这些人。这并不能说保罗自己是不道德的。克里格，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克里格：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新约之外，不存在其他关于保罗这一人物的史料。那么当然，你不得不假设福音书的真实，即使保罗是凶手的身份。我们并没有外部资料，这已经是最早、最完善的史料了。

你接受这些史料，而获悉这一点，即使这些史料并不完全相同。当人们问我，“基督徒怎么能如此的狭隘，只是接受四福音书呢？无视许多其他的材料，还存在23卷（还有其他的数字）不同的福音书呢。” 但是，他们没有告诉你的是，你得往后去到公元4世纪才能有23卷福音书。对此，我经常的回答是，这并不是基督徒的错误，他们接受了公元100年之内的所有福音书，只是公元100年之前只存在四卷福音书

换句话说：他们接受了一切；他们尽量涵盖地完全；他们知道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之间存在差异，但是他们接受了这些，因我这些是早期史料，他们认可了所有的一切，当时并没有其他的补充材料和记录了。通常在类似现在这种情景下，有的人会说，“为什么不能是这样呢？为什么不可能那样呢？” 我会说：那么，请给我两个一世纪的史料，来表明保罗的证言不可靠。（这是一个低得多的标准，巴特•叶尔曼给出了11个史料来说明耶稣钉十字架。）但是，一个都没有。

那么，我会说，好吧，一方有来自保罗的资料，而另一方只是空口说说。矛盾在哪呢？有史料vs没史料，我们没有反面的、其他叙述1世纪材料，类似说耶稣失败了，他没有真的死亡，没有复活，这是我某某人证实的，写于公元80年。并不存在这样的证据。

问题四

4世纪的史料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认为这些也是算数的。但原因是，我认为早期目击资料，以及当时活着的教会元老们会不断接续地传递信息，我们是在历史中连续的通过目击资料进行判断的。

你说4世纪。其实，并没有什么议会选择了这些书卷。通常大家会说，他们并没有选择哪些书，他们只是认可了直到那时候为止，人们所说的证言。这里我举几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非常早的正典，称作《穆拉多利残篇》，可追溯到公元165或170年。可惜的是，这份资料有所损毁，列表上的最后几卷书的记录毁坏了，结尾部分断了。但是，直到彼得后书为止，他们给出的列表都和我们的新约圣经一样，只有最后一点遗失了。相同时代还有另一个作品，它在2世纪对比了马太、路加、马可、约翰四本福音书。我们也知道早期的作家克莱孟（Clement）、依纳爵（Ignatius）、坡旅甲（polycarp）、帕皮亚（papias），他们在一世纪末，列出了四部权威性的福音书。因此，我们有这些早期史料表民这些是到那时为止的正典。

问题五

如果巴特•叶尔曼认同了耶稣十字架相关史料的可信性，为什么他依然倾向于无神论？

很好的问题。叶尔曼有十一个独立资料并且他也认为十一个史料来源是很好的，这是为什么他会认为耶稣的确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他说，“耶稣死于钉十字架是一个直接的事实，我不会弃之不顾，这就是古代历史告诉我们的。” 并且他也认为耶稣最早的追随者们也确实确信他们看到了复活的基督显现。他说他不会不顾这些明显的历史。

但是如果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意味着他用其他的方式解释了这些数据。有一些福音派人士曾经和他辩论过，比如麦克•莱克纳（Mike Licona），克里格•埃文斯（Craig A. Evans），丹尼尔•沃勒斯（Daniel B. Wallace），还有其他人。他们讨论了如何更好的解释这些记录。一些辩论是关于这一主题，还有一些辩论关于新约文本的地位（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我会设想，巴特•叶尔曼认为他能够采取其他方式来解释数据，但是至少，整个论证的框架中，他认可了整个前提，他承认关于钉十字架和复活的叙事可以追溯到十字架之后的1-2年。

问题六

似乎很多怀疑论者、无神论者都会说，他们同意这些学术研究的结论，他们会说：对啊，耶稣是活在那个时期，他确实死了，也复活了死人，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好吧。我结婚之前曾经尝试过“相亲”（注：blind date，由第三方安排的男女间初次见面）。当某人给他的朋友安排相亲，告诉他说：“嘿，你所有的朋友都结婚了，就剩你一个了，你是也年纪大了，我来帮你安排见见某人，这会改变你的一生！这个人就是你要找的。” 然后，他的朋友回来了，告诉他：“你说的不错，这个人很棒，我们会继续认识……但有一件事你搞错了，我并不是一个想要结婚的人。我不想结婚。”

而我现在人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圣芭芭拉的当地教会在进行一场关于“宗教怀疑”（并不是死而复活）的研讨会。我有三本关于宗教怀疑的书，这里我只说一点北京。我和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一起工作了20年，我们即将在世俗学术杂志上发表我们的成果。他测量的绝大多数怀疑者（70-85%），发现他们之所以怀疑，并不是因为事实原因，而是因为情感原因。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变故。

比如CS路易斯说，“当我的妈妈生病后，我不断地为她祷告，但她没有得到身体上的拯救；甚至她去世了，我还想神会复活她，而神也没有；所以我变得很恼怒，几年之后，我成了无神论者。” 这些变故发生在人们的生活中。一项最近的心理学研究发现，无神论这个群体中有最多的人对上帝感到愤怒，达到了19%。其中一个研究人员说：那么，你怎么会对一个并不存在的对象生气呢？研究者说，好吧，我不相信独角兽存在，但我不会花一辈子讨厌它。

所以，我是说，很多人去相亲，但是并不想结婚。我多次被问到，如果证据这样显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怀疑论者。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们不想结婚，他们不是信仰的候选者。我们所有人都有偏见，我们通过偏颇的角度去看待数据。我们总是透过有色眼镜来看待世界。我们都是如此。我相信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人，而一个拒绝相信的无神论者也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人。我们都有其他的考量，而我们考虑的其他事其实距离我们的理性判断很远。普遍说，70-85%的怀疑者是情感上的怀疑者。我想，这些问题是学术讨论并且已经在大学中解决了，相关的工作也都完成了。但是这并不是形成信仰的途径。

问题七

针对这一点，我有一点想说的，我认为这很重要。这个现象不只是存在于普通人中，我认为在科研领域同样如此。我们通常以为我们是客观的，我们看到数据、然后从中作出合适的结论。如果你去看关于生物、非生物起源的客观科学分析，数据以绝对的优势反驳了“自发事件”这种解释。但无视于此，绝大多数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人们实际上是在情感上，忠实于自然主义。

是的，无神论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说，我不会采信这种观点；这是最好的证据，但无论如何，我不会相信，因为我绝对接受不了站在另一个观念立场，我不想到那儿去！顺带一提，他可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说的人，理查德·路温顿（Richard Lewontin）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都带有偏见，我们都有自己的角度。而我们的工作是去看一看我们的角度是否能够解释我们的观点。无神论者应该这样，基督徒也应该这样。我们的角度是否能够解释数据？我们都有偏见，但我们的“偏见”是否有足够的“理由”？